义赏

赏罚之柄，此上之所以使也。其所以加者义，则忠信亲爱之道彰。久彰而愈长，民之安之若性，此之谓教成。教成，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。故善教者，义以赏罚而教成，教成而赏罚弗能禁。用赏罚不当亦然。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，久兴而不息，民之雠之若性。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，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。郢人之以两版垣也，吴起变之而见恶。赏罚易而民安乐。氐羌之民，其虏也，不忧其系累，而忧其死不焚也。皆成乎邪也。故赏罚之所加，不可不慎。且成而贼民。

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，召咎犯而问曰：“楚众我寡，奈何而可？”咎犯对曰：“臣闻繁礼之君，不足于文；繁战之君，不足于诈。君亦诈之而已。”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，雍季曰：“竭泽而渔，岂不获得？而明年无鱼；焚薮而田，岂不获得？而明年无兽。诈伪之道，虽今偷可，后将无复，非长术也。”文公用咎犯之言，而败楚人于城濮。反而为赏，雍季在上。左右谏曰：“城濮之功，咎犯之谋也。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，或者不可乎！”文公曰：“雍季之言，百世之利也；咎犯之言，一时之务也。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？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临难用诈，足以却敌；反而尊贤，足以报德。文公虽不终，始足以霸矣。”赏重则民移之，民移之则成焉。成乎诈，其成毁，其胜败。天下胜者众矣，而霸者乃五。文公处其一，知胜之所成也。胜而不知胜之所成，与无胜同。秦胜于戎，而败乎殽；楚胜于诸夏，而败乎柏举。武王得之矣，故一胜而王天下。众诈盈国，不可以为安，患非独外也。

从前晋文公要跟楚国人在城濮作战，召来咎犯问他说：“楚国兵多，我国兵少，怎样做才可以取胜？”咎犯回答说：“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，对于礼仪的盛大从不感到满足；作战频繁的君主，对于诡诈之术从不感到满足。您对楚国实行诈术就行了。”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了雍季，雍季说：“把池塘弄干了来捕鱼，怎能不获得鱼？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；把沼泽地烧光了来打猎，怎能不获得野兽？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。诈骗的方法，虽说现在可以苟且使用，以后就不能再使用了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”文公采纳了咎犯的意见，因而在城濮打败了楚国人。回来以后行赏，雍季居首位。文公身边的人劝谏说：“城濮之战的胜利，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谋略。您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可是行赏却把他放在后边，这或许不可以吧！”文公说：“雍季的话，对百世有利；咎犯的话，只适用于一时。哪有把只适用于一时的放在对百世有利的前面的道理呢？”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，说：“遇到危难用诈术，足以打退敌人；回来以后尊崇贤人，足以报答恩德。文公虽然不能坚持到底，却足以成就霸业了。”赏赐重，人民就羡慕；人民羡慕，就能成功。靠诈术成功，即便成功了，最终也必定毁坏；即便胜利了，最终也必定失败。普天下取得过胜利的人很多，可是成就霸业的才五个。文公作为其中的一个，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。取得了胜利如果不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，那就跟没有取得胜利一样。秦国战胜了戎，但却在殽打了败仗；楚国战胜了中原国家，但却在柏举打了败仗。周武王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打了一次胜仗就称王于天下了。各种诈术充满国家，国家不可能安定，祸患不只是来自国外啊。

赵襄子出围，赏有功者五人，高赦为首。张孟谈曰：“晋阳之事，赦无大功，赏而为首，何也？”襄子曰：“寡人之国危，社稷殆，身在忧约之中，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，惟赦。吾是以先之。”仲尼闻之，曰：“襄子可谓善赏矣！赏一人，而天下之为人臣莫敢失礼。”为六军则不可易。北取代，东迫齐，令张孟谈逾城潜行，与魏桓、韩康期而击智伯，断其头以为觞，遂定三家，岂非用赏罚当邪？

赵襄子从晋阳的围困中出来以后，赏赐五个有功劳的人，高赦为首。张孟谈说：“晋阳之事，高赦没有大功，赏赐时却以他为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襄子说：“我的国家社稷遇到危险，我自身陷于忧困之中，跟我交往而不失君臣之礼的，只有高赦。我因此把他放在最前边。”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，说：“襄子可以说是善于赏赐了。赏赐了一个人，天下那些当臣子的就没人敢于失礼了。”赵襄子用这种办法治理军队，军队就不敢轻慢。他向北攻取代国，向东威逼齐国，让张孟谈越出城墙暗中去跟魏桓、韩康约定日期共同攻打智伯，胜利以后砍下智伯的头制作酒器，终于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，难道不是施行赏罚恰当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