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题解】

义赏，即按道义而行赏赐。文章指出，赏罚是君主役使臣民的手段，其得当与否是关系到教化能否成功的大事，不可不慎重。文章举晋文公和赵襄子施行赏赐为例，着重说明行赏所要依据的原则，就是要以礼义为上，而以功利为下。作者认为，礼义是“百世之利”，而功利只是“一时之务”，只有尊崇礼义，才是掌握了“胜之所成”。

本篇所阐明的重礼义、轻功利的观点，是典型的儒家思想，与法家重功利的主张是针锋相对的。《韩非子·难一》即对晋文公和赵襄子义赏的事情及儒家的观点进行了驳难，认为是“不知善赏”。

四曰：

春气至则草木产，秋气至则草木落。产与落，或使之，非自然也。故使之者至，物无不为；使之者不至，物无可为。古之人审其所以使，故物莫不为用。

【翻译】

第四：

春气到来草木就生长，秋气到来草木就凋零。生长与凋零，是节气支配的，不是它们自然而然会这样的。所以支配者一出现，万物没有不随之变化的；支配者不出现，万物没有可以变化的。古人能够审察支配者的情况，所以万物没有不被自己利用的。

【原文】

赏罚之柄，此上之所以使也。其所以加者义，则忠信亲爱之道彰。久彰而愈长，民之安之若性，此之谓教成。教成，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。故善教者，义以赏罚而教成 ⁽¹⁾，教成而赏罚弗能禁。用赏罚不当亦然。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，久兴而不息，民之雠之若性 ⁽²⁾。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 ⁽³⁾，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。郢人之以两版垣也，吴起变之而见恶 ⁽⁴⁾。赏罚易而民安乐。氐羌之民 ⁽⁵⁾，其虏也，不忧其系累，而忧其死不焚也。皆成乎邪也。故赏罚之所加，不可不慎。且成而贼民 ⁽⁶⁾。

【注释】

(1)“义以”句：指施加赏罚符合道义，那么教化就能成功。

(2)雠（chóu）：匹敌，等同。

(3)戎夷胡貉巴越：都是古代的少数民族。

(4)恶：怨恨。

(5)氐羌：都是古代的少数民族。

(6)“郢人”十三句：上面一段意义不能贯通，当系传写中变乱次序。原文应为：“郢人之以两版垣也，吴起变之而见恶；氐羌之民，其虏也，不忧其系累，而忧其死不焚也。皆成乎邪也，且成而贼民。赏罚易而民安乐。故赏罚之所加，不可不慎。”

【翻译】

赏罚的权力，这是由君主所掌握的。施加赏罚符合道义，那么忠诚守信相亲相爱的原则就会彰明。长久彰明而且日益增加，人们就像出于本性一样信守它，这就叫做教化成功。教化成功了，即使有厚赏严刑也不能禁止人们去行善。所以善于进行教化的人，根据道义施行赏罚，因而教化能够成功。教化成功了，即使施行赏罚也不能禁止人们去行善。施行赏罚不恰当也是这样。奸诈虚伪贼乱贪暴的原则兴起，长期兴起而且不能平息，人们就像出于本性一样照此去做，这就跟戎夷胡貉巴越等族的人一样了，即使有厚赏严刑也不能禁止人们这样做。郢人用两块夹板筑土墙，吴起改变了这种方法因而遭到怨恨；氐族羌族的人，他们被俘虏以后，不担心被捆绑，却担心死后不能被焚烧。这些都是由于邪曲造成的。况且，邪曲形成了，就会对人民有害处。用赏罚改变邪曲之事，人民就会感到安乐。所以施加赏罚，不可不慎重啊。

【原文】

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 ⁽¹⁾，召咎犯而问曰 ⁽²⁾：“楚众我寡，奈何而可？”咎犯对曰：“臣闻繁礼之君，不足于文 ⁽³⁾；繁战之君，不足于诈。君亦诈之而已。”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 ⁽⁴⁾，雍季曰：“竭泽而渔，岂不获得？而明年无鱼；焚薮而田 ⁽⁵⁾，岂不获得？而明年无兽。诈伪之道，虽今偷可 ⁽⁶⁾，后将无复，非长术也。”文公用咎犯之言，而败楚人于城濮。反而为赏，雍季在上。左右谏曰：“城濮之功，咎犯之谋也。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，或者不可乎 ⁽⁷⁾！”文公曰：“雍季之言，百世之利也；咎犯之言，一时之务也。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？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临难用诈，足以却敌；反而尊贤，足以报德。文公虽不终 ⁽⁸⁾，始足以霸矣。”赏重则民移之 ⁽⁹⁾，民移之则成焉。成乎诈，其成毁，其胜败。天下胜者众矣，而霸者乃五。文公处其一，知胜之所成也。胜而不知胜之所成，与无胜同。秦胜于戎，而败乎殽 ⁽¹⁰⁾；楚胜于诸夏 ⁽¹¹⁾，而败乎柏举 ⁽¹²⁾。武王得之矣，故一胜而王天下。众诈盈国，不可以为安，患非独外也。

【注释】

(1)城濮：春秋卫地名，在今河南范县南。

(2)咎犯：狐偃，字子犯，晋文公之舅，所以称舅犯。咎，通“舅”。

(3)文：指礼乐的盛大。

(4)雍季：人名，事迹不详。

(5)薮（sǒu）：指沼泽地。田：同“畋”，打猎。

(6)偷：苟且。

(7)或者：或许，也许。

(8)不终：不能坚持到最后，即不能始终这样做。

(9)移：羡慕。

(10)殽：崤山，分东西二崤。在今河南西部。

(11)楚胜于诸夏：指公元前597年楚国在邲打败晋国。诸夏，指中原地区的国家。

(12)败乎柏举：指楚昭王在柏举被吴国打败。

【翻译】

从前晋文公要跟楚国人在城濮作战，召来咎犯问他说：“楚国兵多，我国兵少，怎样做才可以取胜？”咎犯回答说：“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，对于礼仪的盛大从不感到满足；作战频繁的君主，对于诡诈之术从不感到满足。您对楚国实行诈术就行了。”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了雍季，雍季说：“把池塘弄干了来捕鱼，怎能不获得鱼？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；把沼泽地烧光了来打猎，怎能不获得野兽？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。诈骗的方法，虽说现在可以苟且使用，以后就不能再使用了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”文公采纳了咎犯的意见，因而在城濮打败了楚国人。回来以后行赏，雍季居首位。文公身边的人劝谏说：“城濮之战的胜利，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谋略。您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可是行赏却把他放在后边，这或许不可以吧！”文公说：“雍季的话，对百世有利；咎犯的话，只适用于一时。哪有把只适用于一时的放在对百世有利的前面的道理呢？”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，说：“遇到危难用诈术，足以打退敌人；回来以后尊崇贤人，足以报答恩德。文公虽然不能坚持到底，却足以成就霸业了。”赏赐重，人民就羡慕；人民羡慕，就能成功。靠诈术成功，即便成功了，最终也必定毁坏；即便胜利了，最终也必定失败。普天下取得过胜利的人很多，可是成就霸业的才五个。文公作为其中的一个，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。取得了胜利如果不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，那就跟没有取得胜利一样。秦国战胜了戎，但却在殽打了败仗；楚国战胜了中原国家，但却在柏举打了败仗。周武王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打了一次胜仗就称王于天下了。各种诈术充满国家，国家不可能安定，祸患不只是来自国外啊。

【原文】

赵襄子出围 ⁽¹⁾，赏有功者五人，高赦为首 ⁽²⁾。张孟谈曰 ⁽³⁾：“晋阳之事，赦无大功，赏而为首，何也？”襄子曰：“寡人之国危，社稷殆，身在忧约之中，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，惟赦。吾是以先之。”仲尼闻之 ⁽⁴⁾，曰：“襄子可谓善赏矣！赏一人，而天下之为人臣莫敢失礼。”为六军则不可易 ⁽⁵⁾。北取代 ⁽⁶⁾，东迫齐，令张孟谈逾城潜行，与魏桓、韩康期而击智伯 ⁽⁷⁾，断其头以为觞 ⁽⁸⁾，遂定三家 ⁽⁹⁾，岂非用赏罚当邪？

【注释】

(1)赵襄子出围：智伯率韩、魏两家围赵襄子于晋阳，襄子令家臣张孟谈与韩、魏两家暗中联系，灭掉智氏。赵襄子，名毋恤，赵简子之子。

(2)高赦：赵襄子家臣。

(3)张孟谈：赵襄子家臣。

(4)仲尼闻之：赵襄子事发生在孔子死后，此处当系伪托。

(5)六军：周时制度，天子设有六军，诸侯国依大小设有三军二军一军等。后周室衰微，大诸侯国军队的建制已不只三军。这里六军泛指军队。易：轻慢。

(6)代：战国时国名。在今河北蔚县一带。后为赵襄子所灭。

(7)魏桓：即魏桓子，名驹。韩康：即韩康子，名虎。期：约定日期。

(8)觞（shānɡ）：古代酒器。

(9)三家：指韩、赵、魏。

【翻译】

赵襄子从晋阳的围困中出来以后，赏赐五个有功劳的人，高赦为首。张孟谈说：“晋阳之事，高赦没有大功，赏赐时却以他为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襄子说：“我的国家社稷遇到危险，我自身陷于忧困之中，跟我交往而不失君臣之礼的，只有高赦。我因此把他放在最前边。”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，说：“襄子可以说是善于赏赐了。赏赐了一个人，天下那些当臣子的就没人敢于失礼了。”赵襄子用这种办法治理军队，军队就不敢轻慢。他向北攻取代国，向东威逼齐国，让张孟谈越出城墙暗中去跟魏桓、韩康约定日期共同攻打智伯，胜利以后砍下智伯的头制作酒器，终于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，难道不是施行赏罚恰当吗？